“不作良相，便为良医。”这是父亲经常对林巧稚说的话。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出生在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教员的家里。她的父亲林良英毕业于新加坡的一所大学，后来从事教学和翻译。

生林巧稚那天，为了不耽误丈夫上班，母亲并没有告诉他自己即将临盆。

丈夫走后没多久，她就开始生了，烧水，剪脐带等一切都是自己干的，不一会一个小生命就分娩了出来。

这时她想去为孩子擦洗身子时，当她一眼看到孩子身上缺少她所希望的那件东西时，心不由得收缩了一下。

之后有气无力地把孩子放到了身旁，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立刻哭了起来：“怎么又是一个女孩！”

此时的她已经40多了，大女儿都有孩子了，原本想生个儿子的，可是又来一个女儿……

不管婴儿怎么啼哭、挣扎，她都不想看一眼，更不去顾及她的饥饿、寒冷和还没有洗去的血污。

当林良英下班回到家，看到床上一丝不挂快冻僵了的婴儿时，赶忙抱在怀里取暖。

就这样，小婴儿才得以存活下来。

后来父亲为她取名林巧稚。

林巧稚5岁那年，不到50岁的母亲因子宫上的病去世。

母亲去世后，由于在家里无人照看，5岁的巧稚便被送进幼儿园。

幼儿园离家不远，是由教会创办的，由几位牧师娘在里边任幼教老师。

父亲每天去学校上课之前，便把她领进幼儿园，交到一位名叫韦玉振牧师娘手里。晚上下班回来时，再到幼儿园将她领回家去。

父亲是英语老师，林巧稚早早地就跟着父亲学习了英语，而且学得很好。

父亲经常对林巧稚说“你长大要好好念书，学好本领，将来也可以去到大海那边的国家看一看，将那些国家的许多好东西都学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长大后的林巧稚被父亲送到鼓浪屿女子高等学校。（后来又改为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校长是个英国女人，名字叫玛利·佳林。

一天下午，几个女学生坐在树荫下面编织发网。女校长从她们的背后走过来，只见林巧稚正在编织发网上的一个图案，编得那样精巧、细致，每一个络结和纹路都像一首无言的诗。

女校长不由得惊赞了一声：“多么灵巧的手指呀！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

一天，女校长在放学的路上拦住了林巧稚，告诉她由于学校新生增加，但是教员却不够，林巧稚成绩好，校长希望她能半工半读，就是上午照样跟班上课，下午到教员室里做些杂事，也不耽误学习……

就这样，1919年秋季开学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林巧稚已经作为临时代课先生走到讲台上去了。

有一天，女校长佳林兴致勃勃地对林巧稚说说：“北平有个医科大学，要招收八年制的学生，你去不去！”

原来女校长的医学博士朋友，受聘到协和医学院里去任教，这个学校很快就要招收第六届学员，定制八年，三年预科，五年本科，着重于培养医务界里的高端人才。

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办的一所最高的医学学府。

所以她极力推荐林巧稚去。

父亲对林巧稚说：“女孩子家，应当是自强自立，不依靠人！”

而且，当年母亲就是死于恶疾，如果当时有个好医生，能够及时为母亲行医进药，或许母亲就不会那么早离开自己。

能到大学里去学得医术，将来自然也就能够更好地按照父亲所教诲的那样去做人，所以林巧稚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女校长所说的。

一个人有了高明的医术，便能够更有条件地施善于人，把自己的博爱，施之于普天下的父老兄弟和众家姊妹。

这是林巧稚的想法。实际上她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个想法。

考试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林巧稚为了救晕倒的同学，只答了一半的英语卷子，就这样她用半张答卷结束了她的升学考试。

外语在这场升学考试中是极其重要的，而她自己又有这方面的能力，想着从这一科多得一点分数，用以弥补其他几门的不足。

没想到一次意外，让林巧稚失去了信心，因为她听说招收的人数又特别的少，录取的比例在13∶1左右。

有句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没想到，有一天女校长突然派人把巧稚找到学校去，告诉她，北京给她寄来了通知书。

当女校长知道她没有做完卷子又被录取后，很激动地说：“巧稚，你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协和医学院的校规是十分严格的，如果我们不用“严厉”二字来形容它的话。每天从早晨起床一直到晚上熄灯，都有一套规定的作息制度。

要从这个大学里领得一张文凭，需要经过三关，三个丝毫不比博斯普鲁斯海峡更容易通过的关口：一是预科转本科关，二是实习关，三是论文答辩关。

林巧稚之前上的是教会的女子学校，重在英语和文学，对于应用性很强的化学，根本没有怎么认真地学过，而这一门学问，又是医学上极为重要的基础知识，于是当别人在一天最好的时间里温习外语时，唯她把课程表颠倒过来，把别人用来学习外语的时间用来补习物理、化学。

到第三年开始学习《生理解剖学》这门课时，巧稚已经是23岁了。

为了熟练地掌握解剖的技巧，有时晚自习后她还跑到解剖室里，独自地对着那些尸体重温日间所学过的血管的分布和神经的走向等问题。

准备考试的时候，为了记住由几十个部位所组成的手臂骨骼的名称，她居然把骨骼的模型搬到宿舍里默默地背诵着。

在学校里，有一个美国老师，平日里总喜欢炫耀自己，觉得自己可牛了，每讲完一节课后，总是洋洋自得地将两手插到西服背心里，扬着脸，骄傲瞟着学生们问：“你们听得懂吗？谁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提出来！”

没想到，坐在前排的林巧稚便把手举起来了。她一连串地提出了三个问题，问得他顿时结巴了起来，“这个问题么，这个问题，我、我还得翻翻资料，等我回去思考一下再来回答你……”

三年的预科学习结束了，林巧稚这一届，是协和医院的第六届学生，当时参加入学考试的有400多人，而被录取的只有25人，其中女生5人。

到预科结束时，班里只剩下19个人了，有6个人被淘汰下去，其中女生有2人。

1929年，林巧稚从协和医院毕业了。

毕业典礼过后不到两天，校长就找到了巧稚，说妇产科主任向他提出推荐书，强烈要求林巧稚去妇产科工作。

林巧稚非常惊讶，因为在协和医院里是有大小科之分的，像内科和外科都属于大科，历届留校的优等生，都是放到这两个科里的。

同学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为巧稚鸣不平。

而且内、外科主任早在巧稚实习的时候，就都想留她了。他们也都希望在自己的科里配有一个“文海”奖学金获得者，以增强他们的实力，给自己的科室撑门面。

然而，妇产科主任麦克斯维尔先生却另有一番苦衷，他急切地要求把林巧稚留到他们的科里，信息林巧稚是个女人。

在他的请求下，校董事会批准了麦克斯维尔的请示报告。

就这样，林巧稚成了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女医生。

“密斯林，在你到妇产科来实习时，我就对你有个良好的印象。因此，在你们临近毕业时我就向校长先生提出申请，希望他能把你分配到我们科里来工作。这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女医生，特别是中国的女医生……”

妇产科主任麦克斯维尔对林巧稚的到来感到很开心。

林巧稚的到来，打破了以前好多女病人来妇产科不好意思找男大夫看病的局面。

林巧稚面对这些病人，格外亲切，对于她们身上的病，她检查得格外细心，真好像是对待自己身上的疾病一样。

进入妇产科没多久，林巧稚就单独为一位子宫破裂的妇女独自做了手术。

第二天，麦克斯维尔主任对林巧稚说“林大夫，你真了不起，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一个聪明果敢的女人！手术做得干净利索。”

这次手术的成功，也使巧稚在院里、科里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麦克斯维尔在1930年3月4日的院务会议上就向院方提出了推荐书，他建议提前三个月晋升林巧稚为住院医生。

而且这次手术的成功，不仅坚定了巧稚要当好一个妇产科大夫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她自强自立的信念。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接生的医生就是林巧稚。

协和医院档案记载着袁隆平出生时的有关情况。左上页记“袁小孩”，住“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右上页有林巧稚签字；中为袁隆平出生时留下的脚印。

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

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

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

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6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接受手术切除子宫。

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

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

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6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

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林巧稚接生过很多孩子，很多家长给林巧稚寄了他们孩子的照片，在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

这是来自民间的女性表达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的。

战争期间，麦克斯维尔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临走前，他对林巧稚说：“林教授，你再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看还是离开这里为好！你什么时候想到我们英国去，我们都欢迎你！如果你不愿意去英国，到美国去也行，那里的妇产科也一定会欢迎你的！”

但是林巧稚不为所动，即便这个环境是动荡的，她也不会离开，因为她是中国的医生。

后来林巧稚出国进修完成后，她被艾蒂尔教授留下任职，但是林巧稚却说“我不能留在这里，进修计划完成后，我马上就回协和去，回到我们的国家里！”

“但是你们的国家正在打仗，战争，可怕的战争！它会毁了一切的！像你这样的医生，有才能，有魄力，正应当为医学事业做出一番贡献！我们这里会为你提供一切方便条件的……”

“谢谢您的好意，艾蒂尔教授！”

林巧稚心情激动地说，“我来这里进修的理想和目的，就是为了回去能办好妇产科，能更好地为我们中国的妇女和孩子们治病。我不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够实现我的理想呢？战争，我不害怕！既然我的那些同胞们都在战争的翅膀覆盖之下生活，我也应当到那里去！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比别人更加害怕！”

一个月之后，林巧稚乘船回到了中国。

1941年，协和医院被敌人包围了，林巧稚和其他医务人员被赶出了医院。

这时，她大哥的女儿林懿铿和丈夫周华康找到了林巧稚， 在华康的父亲帮助下，三人在东单北边东堂子胡同的一个小小四合院里，开办起一个“林巧稚诊疗所”。

为了使更多的贫苦人家也能得到治病的机会，巧稚决定将普通门诊挂号费降为三角钱。

那时，北平城里的妇产科诊所虽然不多，但一般的也有几家，他们的门诊挂号费最少是五角，多的有几块钱的。

到她诊所看病的人太多，而且请她到外面出诊的也络绎不绝，为了能够多赢得一点时间，远近都能够跑到，巧稚包了一辆人力车。

车夫为了为林大夫出车，不避风雨严寒地跑路，他心甘情愿，因为，他亲身受到过林大夫的舍己为人的救命之恩。

但是，也有他这个人力车跑不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山路崎岖、坡陡路隘的山乡僻寨。这时，林巧稚只好骑一头毛驴，颠簸数十里地去出诊。

每看到她那坐在驴背上提着药箱的清瘦身影，人们无不赞叹地说：“你瞧人家林大夫，那是协和医院里的把头排的专家学者、全国著名教授呀，也骑着毛驴走乡串寨地去接生！没有她那么高的医德，谁能做得到？”

在那个时候，有不少大夫的腰包里都揣着一摞子病人的欠债条子，病人暂时付不了款，找医生求情，医生就让他们写张欠条，让他们先出院，等日后凑足了钱，再将那张欠条赎取回来。

有时候，医生还免不了要找到病人的门上去催收那笔债务。

可是巧稚的腰包里，一张这种欠款条子也没有。

因为，她一收到这种欠条，立即就将它撕掉了。她觉得自己生下来的义务，就是偿还、偿还，偿还上帝所赐予她的一切。

这样的诊疗日子，一直过了6年，直到1948年2月协和医院在北平原址恢复，林巧稚才又重新回到医院。并由代理主任升任为妇产科的正式主任。

晚年的林巧稚经常念叨着周总理对她说的一句话“：我们都要像春蚕一样，为人们吐丝，吐尽最后一根丝！”

林巧稚曾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成立全国妇产科研究中心的提案。可是一直延宕了许久，这个研究中心也没有成立起来。

林巧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一直惦记着此事。

一次，邓颖超同志派秘书赵炜来探望她，临走时问她还有什么事要告诉邓大姐。林巧稚拉住赵炜的手说：“我从来不愿意走后门。有一件事，我想请你走走后门，能不能请邓大姐在可能的情况下，关心一下建立妇产科研究所的问题……”

赵炜声音哽咽地俯在老人的耳畔对她解释说：“林大夫，您放心吧，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这不是走后门，这是走正门！”

不久，在邓颖超同志的关怀下，有关部门批准了林巧稚的提议，决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里设立一个妇产科研究所。

后来林巧稚因病住院期间，有人问她：“林主任，您这双手一生中接生过多少孩子？”

林巧稚望着她那每根青筋、每条皱纹都要在述说的手，凝神默想了老半天，然后深沉地说：“有几万个吧！”

之后有人根据病历做过详细的统计，总数在五万人以上。

一个人，一双手，接生下来五万个婴儿，这该是多么大的奇迹呀！五万人，就是欧洲的一个中等城市，一个小的国家呀。

林巧稚曾说：“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有成千上万，人们给了她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

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更为众多妇女民众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的：“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林巧稚不仅接生了几万个新的生命，治愈了众多危难的病人，同样，也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医德，言传身教，培育出一大批妇产科的医学人才，其中许多人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医生，成为各医疗单位的领导与骨干力量。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一枝蜡烛是可以燃尽的，但是蜡烛的生命却是永存的，因为它们燃烧出来的光芒已经射进人们的心窝里。

林巧稚这支红蜡烛，已经点燃了我国妇产科医学的火把，她的生命之光已经化成了她的学生们体内循环不已的血液，转化成用之不竭的物质力量。